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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党“剿匪”失利原因:《陈诚日记》揭秘国民党失败的真相!

发布时间:2017-09-05 编辑:管理员 浏览:
导语:国民党剿匪失利原因:《陈诚日记》揭秘国民党失败的真相!作者:陈红民 徐亮 1931年9月1日,国民党军对中共的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尚在进行中,一位高级军官就在其日记中历数此次军事行动……
国民党“剿匪”失利原因:《陈诚日记》揭秘国民党失败的真相!
    国民党“剿匪”失利原因:《陈诚日记》揭秘国民党失败的真相!作者:陈红民 徐亮
    1931年9月1日,国民党军对中共的中央苏区第三次“围剿”尚在进行中,一位高级军官就在其日记中历数此次军事行动的弊端:
国民党“剿匪”失利原因:《陈诚日记》揭秘国民党失败的真相!
国民党“剿匪”失利原因:《陈诚日记》揭秘国民党失败的真相!
国民党“剿匪”失利原因:《陈诚日记》揭秘国民党失败的真相!
以上所列举的弊端共16条(包括党务4条,政治4条,军事8条),虽战事仍在进行中,这也不是一个正式的总结,日记内容却似乎为第三次“围剿”的结局提供了注脚。日记的作者是陈诚,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,奉命率部参加第三次对中央苏区的“围剿”,担任左翼军第2路进击军指挥官,参与了战争的全过程。
    陈诚,国民党与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。1924年6月黄埔军校建立时,陈诚担任军校的教育副官,与蒋介石有了正式联系。在此后长达41年的军旅与政治生涯中,陈诚对蒋竭尽心力,也获得蒋的信任与不次拔擢,成为蒋的嫡系王牌。陈的军事班底以第十一师、第十八军为主体,因十一与十八竖写与“土木”二字相似,故在国民党内被称为“土木系”。
    1931年6月,蒋介石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发动的两次“围剿”失败后,决定策动规模更大的第三次“围剿”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,此役蒋更加重视,亲任“围剿军”总司令,坐阵南昌指挥,调集30万大军参与军事行动,且动用了大量的嫡系部队,由何应钦任前敌总司令。蒋制定了“长驱直入”的方针,志在必得,企图一举彻底消灭红军主力,占领苏区。作为蒋介石手中的一支王牌,34岁的陈诚奉命率第十八军进入江西,首次参加了对中共的作战。陈诚有写日记的习惯,保存下来的日记由其亲属交给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保存。台北“国史馆”于2015年7月出版《陈诚先生日记》,内容包括了陈所遗存21年的日记。
    《陈诚先生日记》始于1931年,对其参与“围剿”中央苏区的经过记述甚详。学界对于国共第三次“围剿”与“反围剿”的研究成果丰硕。陈诚作为参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,其经历、见闻与反省,角度独特,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又与众不同的史料。本文拟通过陈诚日记的内容,探讨国民党此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何以遭到挫败。当事者即时观察与片段的思考,或比不上后人绞尽脑汁的分析有条理,但却可能更有说服力。

国民党军的痼疾

    陈诚对自己的十八军相当自信,日记中不时流露出莫名的优越感。然而,就是这支让陈诚得意的部队,在作战过程中还是暴露出不少问题,让他忧虑。在十八军未进入江西前,陈诚就接到驻地当局对其下属“勒借军饷、干涉行政、朋分罚款、强索招待、避驻‘匪区’、军纪废弛、贩卖烟土”等恶行的举报。随着战事的深入,艰苦的自然环境、被红军打击等各种困难,十八军的军纪开始败坏,扰民、克扣伕款、长官欺压士兵、冒销公款等事屡禁不止;更严重的是有官兵逃逸避战、装病落伍。陈诚为整肃军纪、提振士气,不断地通过校阅部队、训话、撤换军官等方式训诫官兵。他还专门制定禁令、赏条各6条,通过严罚重赏来整顿军纪,如“强取民物、擅杀民畜者,枪决。欺诈民众、强赊民货者,枪决。赌博游荡、贻误机要者,枪决”以及“工作重要、不避艰辛者,重赏。举发本军官兵扰民有据者,酌赏。拿捕本军官兵违犯禁令者,酌赏”等。
    这些规定,确实奖惩分明,但究竟能否落实,陈诚也无把握:“各级均唯利以图,绝非短时间所能转此恶习也。”
    对十八军尚且不满意,陈诚日记中对国民党军其他部队的弊端指责更多,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:
国民党“剿匪”失利原因:《陈诚日记》揭秘国民党失败的真相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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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在作战中,陈诚常对“友军”作战不力,拖累自己深感失望。陈日记中数度提到陈铭枢及十九路军,充满轻蔑之意。当十八军较多官兵贪生怕死、逃脱离队之时(陈称,武汉分校第七期毕业生逃脱者有20余人),陈诚又把矛头直指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钱大钧,称“连日逃亡官长颇多,且均系学生,因平日养精处优,不能耐苦所致。钱大钧实本师之罪人,本师一切恶因均由他所造成”。
    鉴于各部互不相助、各行其是的状况,陈诚建议蒋介石务必要督促各部队全力执行命令,互相协同。但情况并无改善,陈诚将其部战绩不佳归咎于“友军”的拖累:
    此次“剿匪”,原须根本歼灭之,但因友军不力,每因援救友军,至总帅计划朝令夕改,无所适从,甚至因此而徒劳兵力,殊为可虑。
    陈诚对国军的弊端深恶痛绝,他甚至部分地认可中共宣传材料上对国民党军队官长贪渎、财政黑暗、主官骄纵游冶、嗜好多端等弊端的归纳与揭露。

失策的“围剿”战术

    陈诚身经百战,却是首次参与“剿共”战争,工农红军避实就虚,“打得赢就打,打不赢就跑”的游击战术,让他吃尽苦头。国民党以30万的精兵“围剿”只有3万多的红军,以绝对优势兵力面对红军灵活多变的游击战,却陷入束手无策的窘境,最后不得不以损兵折将收场。除了前面所说其军纪败坏,部队间派系林立互不配合等痼疾外,具体战术失策,也是重要的原因。据陈诚日记中所反映,国民党军在具体战术上的失策大致表现在如下方面:
    首先是蒋介石指挥失当。蒋对第三次“围剿”的决心很大,陈诚是对蒋十分忠诚的亲信,“围剿”期间多次建言献策,但在私人日记中,陈诚对蒋的指挥与用人有不少的批评。在指挥方面,陈诚所不满的是蒋朝令夕改,令下属无所适从。7月下旬,陈率部到达古龙岗,正拟在银坑一带与红军主力决战,蒋介石、何应钦命令其率部向吉安附近集中,待陈部奉命北上到达指定地点附近时,忽接蒋介石命令,要其率部折回。陈诚顿时觉得“进既不能,退又不可”,在日记中大发感慨:“总帅部命令朝三暮四,使人无所适从,故各部时有迟疑不前,实高级者养成之。而各部对于高级者不能信仰,亦高级者使然,此不能不注意也……指挥系统不清,各级负责不专,时有一国三公、无所适从之弊。”
    用人方面,陈所抱怨最多的是蒋不是知人善任,而是因人设事,以官位诱人。陈诚在日记中对蒋介石的批评,并不止于军事,他甚至记道:“现在政治腐败,蒋先生实应负责。”
    作战方针失误。蒋介石“剿共”心切,制定了“长驱直入”的方针,调集大军,企图于短期内一举消灭红军主力,占领苏区。但江西山区,道路崎岖,交通不便,不适合大兵团作战,加之不少国民党军队系外省调赣,不熟悉当地风土人情,中共采取的是机动灵活的战术,避实就虚,四处游击,使得国民党军疲于奔命,多次扑空。
    陈诚一进战区,就发现山路难行,部队进军困难。因而他质疑蒋的作战方针,指出“大军团集结使用,不适于南方之地形。近日来,行军则拥挤不堪,无法前进;驻军则村落稀少,给养困难;作战则限于地形,无法展开”。向蒋建言要针对山地作战特点,改大兵团作战为精兵突击,则“胜算较多”:“兵实贵精而不在多。古人论山地战,如两鼠斗于穴中,将勇者胜,诚不我欺也。”
    其次是后勤保障极为不力。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,大兵团作战的后勤保障本来就是基础,国民党军在山区长途跋涉作战,又缺乏民众支持,充分的后勤就显得尤为重要。实际上,由于缺乏基本的保障,陈诚所部有时连粮食、食盐等生活必需品都缺乏,人困马乏。陈的日记中对此抱怨甚多,如:
国民党“剿匪”失利原因:《陈诚日记》揭秘国民党失败的真相!
    由于后勤保障不力,部队基本的食宿都有问题,士兵缺饷少粮,有病得不到及时救治,非战斗性减员增加,有官兵更加厌战,借机脱队逃离。陈诚鉴于所部逃避官兵增多,在8月15日特别下令禁止,对于在逃官兵严加惩处:“凡截获向后逃避官兵,不问隶何部队,一律就地枪决。”要求各部门一体严拿在逃官兵,“务归法办”。同时要求各级官长要关心士兵疾苦,“亟应勤加查察,无使伤病官兵奄卧中途,无人过问”。

陈诚何以严苛地批评国民党

    仅就陈诚参与第三次“剿共”期间日记所反映出国民党军在战略战术、指挥系统、后勤保障诸方面存在的弊端与问题,其被红军挫败并不奇怪。
    当然,第三次“剿共”匆匆收场,与国内情势的风云突变有直接关系。1931年初,蒋介石因“约法之争”扣押立法院院长胡汉民,国民党内各种反蒋势力重新集结,两广实力派陈济棠、李宗仁等联合汪精卫等在广州召开“非常会议”,另立国民政府,陈兵湖南进行威胁。广东本为“剿共”一翼,其调转枪头,不仅扰乱了蒋的算盘,也威胁到其统治,迫使蒋不得不分兵“讨逆”。8月中旬,陈诚听到陈济棠等人的军事行动,就不无担心地记道:“粤方对闽、赣取守,对湘取攻,刻已动员。果确,恐剿之功亏一篑也。”“广、桂已决定犯湘,分四路进攻衡、宝,预料湘何(何键——引者注)绝非彼等对手,恐须抽调在赣‘剿匪’部队。如此,则‘匪’又得残延岁月矣”。已预感到“剿共”战争将告一段落。
    如果只看文字,很难想象前述深刻批评国民党军弊端的人,竟然是蒋介石嫡系陈诚在战争过程中所写。其实,正如本文开始所引用的日记段落,陈在第三次“剿共”战争期间对国民党的反思并不仅限于军事,而是涉及国民党的党政军及政治制度诸方面。为昭示陈当时思想之激进,用词之尖锐,在此再引一段。
    战争结束未久的11月30日,陈与同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贺衷寒有次谈话,他在日记中写下两人的共识:
    陈、贺谈话不仅依具体事实说明国民党口头上奉行三民主义,而“一切的行为均背道而趋”,贪官污吏横行,武人毁法,文人玩法,而且表示要尽“革命责任”,让一切反动分子、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“流血”。这与共产党当时对国民党的态度与宣传,何其相似。
    问题是,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、蒋介石亲信的陈诚,为何会有如此的思想与省察问题的角度?在此,提出两点拙见供参考。
    首先,陈诚是基于对国家前途与国民党前途考虑的“忧患意识”,希望国民党能改弦易辙,纠正错误,振奋精神,所谓“爱之深,责之切”。此点不展开讨论。
    其次,陈诚仍有着朴素的“民本思想”。他青少年时期即有报国救民的志向,1919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,1920年即加入了国民党,1922年从军校毕业后分配至故乡浙江任职。1923年他追随邓演达离乡南下广东,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权。黄埔军校建立后,陈诚经邓演达引荐,担任教育副官,后改任军校炮兵科教官,与蒋介石有了正式联系。1927年国共分裂后,陈诚随蒋“反共”,继续参与对北洋军阀与国民党内的军事斗争。但在思想上,陈反而是受著名国民党“左派”邓演达的影响很深。邓在国共分裂之后,公开讨伐蒋介石,走上了反蒋之路,1930年从苏联回国建立了“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”(农工民主党的前身)。1931年8月邓被蒋逮捕,11月遇害。邓被捕后,陈诚一度参与营救工作。
    “围剿”开始前,陈诚在给蒋介石电报中曾借用蔡锷的话表达心志:“吾侪自膺军职,非大发志愿,以救国为目的,以死为归属,不足渡同胞于苦海,置国家于坦途。须以耿耿精忠之寸衷,献之骨岳血渊之间,毫不返顾,始能有济。”陈诚对民众的苦难处境有着朴素的同情心,他认为农民需要休养生息,而战争对农村与农民造成巨大的祸害。他甚至对“剿匪”战争本身对农民的伤害也有反思:“小民蒙其害,贪污土劣受到利益,在军事吃紧中招募伕役以帮助军队,而竟有忍心人藉此做卖买,此其可谓浩叹也!夫‘剿匪’原为安民,而今竟扰之、害之,是悖用兵之本旨矣。”他提出,中国实不堪再战而加人民痛苦。陈诚将拾到的苏区《识字课本》内容抄录于日记本上:
国民党“剿匪”失利原因:《陈诚日记》揭秘国民党失败的真相!
    陈诚不止一次地强调,“剿共”不能专恃军队进剿,“须实行吏治,从事建设,使人民有生路,方能取信于人民,转换人民之心理而为助我”。表明他同情民众,旨在与共产党争夺民众,希望国民党扩大社会基础,成为获得人民支持的政党。
   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。陈诚当时的这些态度与思考,很值得研究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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